“不有屈原,豈見《離騷》?”

2019-06-04 11:16:32    所在頻道:  產業交流頻道    來源: 工人日報   作者 :   
  說道端午節,自然會想到屈原。屈原自沉后,世人為了紀念他,便把原來為了祛病防疫的端午節,變成了紀念屈原的節日。《荊楚歲時記》一書中最早記錄了端午節與紀念屈原的聯系:“端午……以菰葉裹黏米,謂之角黍。……或云亦為屈原,恐蛟龍奪之,以五采線纏飯投水中,遂襲云。”(《太平寰宇記》引《襄陽風俗記》)
  
  “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江,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。原通夢告妻,所祭食皆為蛟龍所奪。龍畏五色絲及竹,故妻以竹為粽,以五色絲纏之。今俗其目皆帶五色絲食粽,言免蛟龍之患也。”
  
  眾人皆醉我獨醒
  
  屈原(約公元前340-前278),名平,字原。生于楚國丹陽(今湖北秭歸)。我國古代偉大的詩人。作有《離騷》《九歌》《九章》《卜居》等著名辭賦。
  
  屈原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。楚懷王時期任三閭大夫、左徒等職。屈原因為擅長于起草國家政令,上官大夫十分眼紅,于是想將屈原的政令草稿據為己有,遭到屈原的拒絕。上官大夫便在楚懷王面前進獻讒言,詆毀屈原,使得楚懷王疏遠了屈原。屈原十分憂慮和痛苦,于是寫下了著名的《離騷》,表達了自己高尚志趣不被理解的幽憤,偉大理想不能實現的絕望,以及對世路幽昧的痛恨,對是非顛倒的扼腕。
  
  屈原被放逐后,楚懷王誤中了秦國張儀的圈套,在令尹子蘭等人的錯誤誘導下赴秦談判,被秦國幽禁,最終死于秦國。屈原十分悲憤。這時楚頃襄王即位,上官大夫故伎重演,和令尹子蘭一起在頃襄王面前繼續詆毀屈原。
  
  屈原萬念俱灰,披頭散發走在汨羅江邊沉吟著自己的詩篇。一個漁翁認出了屈原就是原來的三閭大夫,便問屈原何以至此,屈原說“舉世皆濁我獨清,眾人皆醉我獨醒,所以被放逐。”漁夫又說“舉世混濁,為什么你不與之同流呢?眾人皆醉,為什么你不與之同醉呢?”屈原說:“你沒有聽說過嗎?剛剛洗過頭的人必須先把帽子上的塵彈掉,剛剛洗了澡的人必須把衣服上的塵拍掉。我的人格就像剛剛沐浴了一樣高潔,又怎么能夠忍受這樣的污穢呢?”于是寫下了他的絕筆《懷沙》,然后抱著一塊石頭,沉下了汨羅江。
  
  具有詩心的士大夫精神
  
  我們都知道屈原是一個偉大的詩人,但我們也要認識到屈原首先是一個彌綸天下的政治家。清代學者林云銘說:“讀《楚辭》,要先曉得屈原位置。”屈原的文學成就和他的楚國大夫身份不可分割。屈原先后任楚國左徒,后為三閭大夫。
  
  左徒與三閭大夫的具體職守,文學史上還有一些爭議。比如姜亮夫先生認為左徒即莫敖,而莫敖乃是“管天文、郊祀的官”,王汝弼先生認為左徒即左史,林庚先生認為左徒是太傅,聶石樵先生認為左徒是僅次于宰相(令尹)的官。而關于三閭大夫,王逸注《離騷》時釋為“三閭之職,掌王族三姓,曰昭、屈、景。”不管怎么說,屈原在楚國既是貴族,也是高官。
  
  屈原在三閭大夫、左徒的任上曾主持草擬各種國家政令,并兩次出使齊國。屈原還負責楚國青年人才的培養,《離騷》中著名的“余既滋蘭之九畹兮,又樹蕙之百畝。”就是隱喻自己栽培人才,為楚國培養接班人。此外,屈原還是一個變法家,《楚辭》中經常出現的一個詞“美政”,就是屈原心中美好的政治,也是屈原變法的目標。屈原的變法內容大概有:獎勵耕戰,使國富民強;舉賢任能,廢除世襲貴族制;反大臣壅蔽,鞏固君主集權;禁朋黨、明賞罰、變民俗。
  
  作為詩人的屈原具有無限的浪漫精神和超越關懷,但作為士大夫的屈原又具有深刻的現實感和強大的行動能力。中國傳統的理想人格,應該是具有詩心的士大夫精神。屈原在這一點上達到了完美的結合。我們甚至可以認為,士大夫是屈原的起點,而詩人則是屈原的歸宿。屈原并非天生就想做一個詩人,而詩只是屈原身上士大夫情懷的一個容器和一種體認。國家不幸詩家幸,賦到滄桑句便工。如果說詩是一股清淺溪流,那么士大夫精神則是詩的源頭活水。徐晉如先生的《綴石軒詩話》中說:“有不好(喜好)詩而不得不為詩人者乎?茍得一,必為純粹之詩人。”我們可以想象,屈原正是這種無意于閉門求詩卻又不得已而為之的純粹詩人。
  
  “離騷”解義
  
  “離騷”二字的意義,后人有著多種解釋。司馬遷解作離憂,班固解作遭憂,王逸解作別愁;游國恩先生認為“離騷”乃是楚國一種歌曲名,意思與牢騷相同,二字為連綿詞,不可拆分;浦江清先生認為離是離別,騷是歌曲的名稱,“離騷”即離歌;文懷沙先生認為離是離間的意思,“離騷”就是因被離間而產生的憂苦。
  
  各種解釋都十分在理。筆者在這里提出一種解釋:“離”可以理解為主動地疏離,疏離于渾濁污穢的世事之外,“騷”仍然作憂苦解。“離騷”的意思,即自我疏離于渾濁污穢的世事而不得不承擔的憂苦,亦即如屈原《涉江》中所言:“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,故將愁苦而終窮。”
  
  筆者此種解釋的理由是,我們可以對《離騷》一文中“離”字的用法做一些定量分析,再參考《楚辭》其他篇目,就不難發現,“離”作為“自我疏離”解的用法非常之多。“薋菉葹以盈室兮,判獨離而不服”意思是人們總是在院子里種滿毒草,而我作為蘭花一樣高潔的品質只能遠遠避開;“何離心之可同兮,吾將遠逝以自疏”意為我離開你們的心已經不可改變了,我要遠走他鄉,遠離你們。這幾句都處于《離騷》中的樞紐位置。旁證別篇,《九章惜誦》篇亦有“竭忠誠以事君兮,反離群而贅疣。”意為自己盡忠事君,反而成了另類,只能離群索居,成為多余。這也同樣做自我疏離解。
  
  屈原的偉大,首先是作為一個具有高潔志向和高尚人格的傳統士大夫,其次才是一個創造了偉大詩篇的詩人。南朝學者劉勰在《文心雕龍·辨騷》中說“不有屈原,豈見《離騷》?”屈原的文學成就,是以他的人格和志趣為基礎的。屈原的高尚人格和偉大詩篇,必將在歷史的長河中永不磨滅,與天地兮同壽,與日月兮同光。雖然屈原的真實性在新文化運動以來受到質疑,比如文化虛無主義者胡適便因為先秦文獻沒有屈原的記錄,便質疑屈原的存在。這種疑經疑古的趣味,已經被走出疑古時代,重建中華文明的歷史使命所超越。何況歷史不是證明題。歷史作為一個民族共同記憶的文化心理結構,它的意義或許不僅僅在于真偽,而在于善惡。比歷史更真實的,是我們心中的道德原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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